中国涉案加密货币怎么处理？警方新招：借道香港卖钱上缴国库！

长期以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的执法机关：在打击日益猖獗的利用虚拟货币进行的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中，依法查扣、没收的大量涉案加密货币，究竟该如何处置？在中国大陆严格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政策背景下，这些数字资产彷彿成了“烫手山芋”，无法在境内合法、公开、透明地变现。 然而，这一困局如今迎来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推出一项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新机制——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合作，创新性地“借道”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将涉案虚拟货币公开变现，并将所得资金最终上缴国库。这一“北京模式”的建立，不仅为全国执法机关提供了一个标竿，更巧妙地利用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凸显了香港在全球Web3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借道香港”模式 在探讨新模式之前，必须先了解旧有的困境。过去，中国各地公安机关在侦破各类案件后，查获了数量庞大的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USDT）等虚拟货币。但如何处理这些资产，却面临着两大难点： 境内无法直接变现：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中，已明确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境内所有虚拟货币交易所均被取缔。这使得执法机关无法像处置传统涉案财物（如房产、车辆）一样，通过境内的公开平台进行拍卖或出售。跨境处置风险高、缺法源：若试图通过境外平台或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处置，则面临着极高的风险。首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操作过程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其次，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在漫长且不确定的跨境处置流程中，资产价值可能大幅缩水。此外，还存在交易对手风险、资金回流困难以及可能触发二次洗钱等问题。

这些难点严重影响了涉案资产的追缴成效，使得打击犯罪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查获的虚拟货币，往往只能长期封存在冷钱包中，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财政收入。为破解这一难题，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经过深入研究和探索，最终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简称“北交所”）达成合作，共同签署了《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处置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涉案虚拟货币纳入“实物上缴”的范畴，并设计了一套完整、合规的处置流程： 第一步：公安机关委托。公安机关将依法扣押、没收的涉案虚拟货币，以实物形式正式委托给具有国有资产处置资质的北京产权交易所。 第二步：专业机构技术处理。北交所根据其专业能力，选定可靠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对涉案的虚拟货币进行技术检测、接收和安全的移交。这一步确保了资产在技术层面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第三步：借道香港公开变现。这是整个流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接收后的虚拟货币，将通过香港的合规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VATP）进行公开的市场化出售。选择香港的持牌交易所，确保了整个变现过程的合法性、合规性和透明度，能够以市场公允价格最大化资产价值。 第四步：资金结汇与上缴。变现后所得的资金（通常为美元或港币等外币），将经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审批后，合法合规地结汇为人民币，并转入公安机关的涉案款项专用账户。最终，这笔资金将作为罚没收入，正式上缴至中国国库，完成整个处置闭环。

据悉，这一创新模式已经在北京顺义公安分局侦办的一宗案件中成功应用，充分证明了该机制的安全性、合规性和可行性。当然，其意义远不止于解决一个执法操作层面的难题，它更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提升打击犯罪的威慑力：建立通畅的资产处置渠道，意味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货币转移、藏匿的非法所得将能够被有效追缴和剥夺，极大地提升了对相关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和威慑力。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将涉案虚拟货币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化方式处置，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全国有资产的价值，避免在不透明的处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损耗和廉洁风险。对香港Web3中心的重大利好：这一举措无疑是内地官方机构对香港持牌交易所的巨大信任背书。它意味着香港的合规平台将可能承接来自内地官方的、规模可观的资产处置业务，这将极大提升这些平台的流动性、市场公信力和国际地位，是香港建设全球虚拟资产中心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官方态度的微妙转变：虽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大陆将放松对民间虚拟货币交易的禁令，但它表明中国官方正以一种更为务实和成熟的态度来对待虚拟货币这一客观存在的资产类别。从简单的“一刀切”禁止，到建立专门的、合规的渠道来管理和处置与其相关的资产，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可以被视为在特定领域（执法与国有资产处置）对虚拟货币资产属性的一种“事实上的承认”。

“一国两制”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新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了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制度优势。 首先，香港已经建立起一套清晰且不断完善的虚拟资产监管框架。香港证监会（SFC）向符合资质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颁发牌照，并对其运营进行严格监管。这为内地涉案资产提供了一个合法、安全的“变现出口”。 其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独立的关税区和金融体系，允许虚拟货币的合法交易。这与内地严格禁止的政策形成了有效互补。内地的“禁令”与香港的“监管”，在此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协同效应。 因此，香港在此模式中扮演了“超级联系人”和“防火墙”的双重角色。它既为内地无法处置的资产连接了全球流动性，又通过其自身的监管体系，确保了整个过程的合规与安全，防止风险外溢。 总而言之，北京警方开创的这一“借道香港”的新模式，是一次极具智慧的制度创新。它不仅高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执法工作的难题，更是在“一国两制”的宏大框架下，一次内地与香港的完美协同。 未来，随着这一模式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香港作为中国与全球虚拟资产市场之间的关键门户地位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这也预示着，在中国严格的监管政策下，一个独特的、以香港为枢纽的、与全球接轨的“中国特色”虚拟资产管理路径，正在逐渐成形。